當前中國正在經歷一場超級的內卷，究其原因，一方面在于國際形勢的轉變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發展圍追堵截。中國商品以價廉物美占據了全球的各個角落，還將以更加低碳更加綠色的生產方式繼續占據全球市場。這既是全球經濟領域的一場搏殺，這也是一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較量。
從全球的話語權來說，資本主義很難容忍共享共贏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在全球獨領風騷。因此資本主義的國家圍堵一定是長期存在的。但是我們內卷的另一方面，更是我們自己的社會管理造成的。眾所周知，世界任何事物，都有兩面性，有其積極的一面就必然產生消極的因素，因為世界就是矛盾中發展的。中國式的發展模式，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，在短期內就可以實現產能最大化，果然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，但是宏觀調控失控，知識產權保護不力，就必然導致極端內卷。當下中國社會產能過剩，人才過剩，產能復制、專利抄襲，這些本來都是資本的思維模式，但是在當下上級部門輪番督查的嚴苛條件下，管理模式重疊，模式復制、避免創新從人性選擇來說，是不易被追責的主要應對手段。各級地方政府人員怕擔責追責，躺平現象比比皆是。因此無限的產能擴張，加上國內知識產權被模擬，被復制，因為缺失長期監督的有效機制，所以更迫使全社會的真正創新進行隱藏，可復制的簡易創新被當成企業生存的有效工具。
根子上的問題，還是在于政府的管理不可持續。很多時候，我們為了生產而生產，為了綠色而綠色。這樣的思維模式下，必然帶來一系列的問題，比如我們政府為了降碳，會不擇手段拉閘限電，為了環保，政府會不惜投入各種資金，讓央企成立各類公司，固然是好事，但是時間點不對，央企的職能并沒有體現出我們社會制度先進性前沿性，大部分領域都已經過剩了，但是央企無風險進來的時候，正好加速了產能過剩。
其實更深層次的原因，我們認為是信息不對稱。表面看，我們處于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，信息是不可能被封閉的。但是事實上，由于信息的管制，到達決策層面的信息都是有意識的被管控和篩選了。也許真實的信息就到達不了決策層，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信息比比皆是，必然造成閉目塞聽。從現狀來看，一方面社會的進步日新月異，另一方面，由于我們的很多思路是閉門造車，我們的管理模式至少是管理的理念還停留在從前，比如要求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資，哪怕產能嚴重過剩。比如對土地財政的依賴，房地產過剩了，土地財政大幅減少了，就手足無措。而新經濟新常態新思考新拓展，各級領導因為怕擔責， 少有人去探索去嘗試。這不僅僅是基層政府，包括中央部委同樣的問題也比比皆是。因此管理模式的落伍，這將直接導致我們的社會發展慢慢停擺。
從這些表象看，是體制設計的問題，再追根溯源，則是價值觀的問題。因為作為執政黨，是不會自斷其臂，惡意做空經濟的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我們社會當下面臨轉型的關鍵節點，以什么樣的管理手段去管理社會，國際社會對未來社會的構想，中國發展的定位和特色，發展階段的特殊性，社會群眾的需求，這些系統性的認知，都需要我們有更新的價值觀去設計思考。而我們都來不及思考，至少來不及采取避免走馬觀花式的社會調研。因此在這個過程中，必然遇到傳統價值觀和國際普世價值觀的差距。當下，我們必須要回答，執政的初心，在面臨市場條件下社會各階層往何處去，在社會物資極大豐富的背景下，什么樣的幸福才是百姓需要的幸福？深層次的問題，就是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究竟是什么，我們技術革新發展到什么階段就能滿足社會幸福的需求，我們在國際社會中如何和兄弟國家相處。如果沒有一個完整的價值體系來回答這些問題，一定會遇到各種管理的障礙。
因此新時代弘揚延安精神，尤其重要，它是我們國家自強自立、自力更生的精神內涵。實事求是，執政為民，因此對國家的管理我們應該回到我們黨的初心。這是我們的法寶，也是我黨的優良傳統，不能因為經濟快速發展而喪失了方向。
延安精神也是兼容并包的。延安精神的內涵和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觀，可持續發展理念、綠色低碳、人與自然和諧共處，都是基于對人的尊重、對社會的尊重、對國家的友好等共同的認知基礎上形成的，因此在價值取向上，都是以民為本，在發展理念上，可持續和生物多樣性保護，應該成為我們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觀，滲透到各行各業，滲透到我們的生活和習慣中，滲透到我們的商業模式設計中，滲透進我們的考核評審和用戶體驗中，這才是我們最切實的方向。
價值觀才是我們的根本，立場錯了，那么再好的制度設計都有問題，立場對了，社會就有了溫度。（王軍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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